2019年3月26日早，福建省委党校宿舍楼。

一位满身酒气的学员匆匆走下楼，准备参加上午的课程。然而，还未等他走出楼外，就迎来了对其宣布采取留置措施的福建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这名学员正是时任福建省诏安县委书记何德发。因家在福州，何德发3月23日提前到党校报到，但并未在家陪伴家人，而是连续三天都在外面接受吃请。

经查，何德发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于一身，六项纪律项项违反，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2020年1月7日，何德发被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六个月。

“望着窗外偶尔漏进来的阳光，恍惚间还错以为在诏安县委办公室中……我心如刀绞，失魂落魄的迷糊人生就此收场，这是必然的结局。”如今，失去自由的何德发悔恨不已，也警示着党员干部切勿重蹈覆辙。

“工作是副业，做生意、搞收藏成了主业”

今年48岁的何德发，有一份让人羡慕的履历——

20岁在学校入党，25岁任东山县团委书记（正科），29岁任东山县副县长并参加援藏，32岁任漳浦县委常委、宣传部长，35岁任诏安县委副书记……

何德发本可能有更精彩的人生后半程。然而，他却在私欲中迷失，把出彩人生走成出局人生。

1972年，何德发出生在福建东山一党员干部家庭，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他父亲过手众多工程款，始终不贪不占、终生节俭。”审查调查中，办案人员了解到，何德发的父亲是与谷文昌同时代的先进人物，曾获评福建首批省级劳模，两次被省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在家风熏陶下，青年时期的何德发也曾激情燃烧。2001年7月，在就地提拔和参加援藏之间，何德发选择了后者，挂职林芝朗县副县长。“那时，我感到充实快乐，这种快乐源于纯粹。如果能一直做个纯粹的人，就不会有今天。”何德发反思道。

2002年前后，全国兴起了一股收藏热，古玩字画拍卖行情一路见涨，而西藏丰厚的文化遗存让何德发把目光转向藏地文玩收藏。“在这种大环境中，我产生了价值取向的错位，名利思想开始作怪，渐渐模糊了进藏的初衷和使命，把大量时间、精力、金钱投在所谓‘雅玩’上。我把文化爱好作为私欲膨胀的理由，流连于寺庙之间，购买鎏金佛像和唐卡，满足自己的占有欲。”

与清苦、艰辛的工作比，古玩一转手就能翻几倍。尝到甜头后，何德发一发不可收拾，把家人给的钱、甚至省下来的工作补贴，全部投入其中。他甚至奔波千里跑到成都等地淘买古玩，乐此不疲，导致本末倒置，正常工作受到影响。

“生意经”形成后，何德发原有的理想信念和家风传承逐步被取代。夹杂着物质利益的所谓“爱好”，很快变质为洪水猛兽般的占有欲。此后，何德发疯狂收藏文玩字画，不仅对商人、企业主与下属等别有用心的奉送来者不拒，还依仗权势和影响力，打着各种旗号和名目巧取豪夺。

到诏安任职后，何德发多次带字画到赖姓商人家，让他出资“共同收藏”。“我不懂字画，也没有收藏兴趣。所谓‘共同收藏’就是出钱帮何德发收藏。”赖某坦承，尽管如此，他还是打数十万元给卖家。

“对商人的识趣，何德发也投桃报李，对他们在诏安的项目大开绿灯。收藏最终成为他和商人老板间相互勾兑的媒介、权钱交易的幌子。”专案组组长吴国辉告诉记者，何德发甚至专门购下一间店面，零租金给古玩商雷某某经营，自己在幕后当“大掌柜”，让有求于他的商人老板去那里“淘宝”，3万元的东西可以卖出100万元。

在肖某、沈某两位商人间倒买倒卖字画，更是将这种“中间商赚差价”发挥到了极致。2016年，商人肖某意欲购买字画装点私人庄园，特意向何德发“请教”，并委托他一手代购。已是诏安县委书记的何德发跑前跑后张罗，陆续从书画商沈某处购买了约1000万元的书画，再以3000多万元的价格卖给肖某，转手赚了2000多万元。

“利之所在，无所不趋”，这一封建官场糟粕被何德发运用得淋漓尽致，还美其名曰“古为今用”。“居间售画费了我很多精力，不仅干扰工作，也滋长了贪欲之心。”在忏悔录中，何德发写道“在忙忙碌碌中，工作是我的副业，‘做生意、搞收藏’俨然成了我的主业”。

在追逐“玩物”与牟利的双重快感中，何德发让自己的贪欲得以满足，而精神世界却因此沉沦。

“能帮的就帮，‘公平交易’、理所应当”

2004年7月，何德发结束援藏返回漳州，9月被提拔为漳浦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漳浦依山傍海，是漳州市人口最多的县，民营经济活跃，与西藏的艰苦形成巨大反差。

“‘生意经’逐步形成之后，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反而成为我进一步蜕变的推手。”何德发发现，掌握一定权力后，开始有人请吃饭、唱歌了。商人、下属的刻意逢迎，让他沉浸其中，从被动应付逐渐发展到主动呼朋唤友召集饭局，每天等着夜生活的来临。

“常委，这件衣服拿去穿穿……”到任漳浦不久，当地经营服装生意的盛某给何德发送上一件标价2400元的外套。“第一次有人给我送高档衣物，比我一个月工资还高，把我吓一跳。”但犹豫过后，何德发还是收下了。

“商人敢送，就是有求于我，我能帮的就帮，‘公平交易’、理所应当。”何德发从收一收烟酒心安理得地发展到只要求他办事，消费卡、购物卡、“过节费”统收不误。

贪婪之门打开后，享乐主义如影随形。何德发原来的质朴作风也慢慢演变，从普通衣物到追求名牌，再到奢侈品，甚至还要订制。此后十几年，他先后接受诏安和广东老板送的各种高档服饰，来者不拒。

2007年12月，何德发转任诏安县委副书记。地处福建最南端的诏安，毗邻广东潮州、汕头，经济虽不发达，民间却盛行喝洋酒。“轩尼诗XO等高档洋酒动辄几千上万元，这些高档消费品时刻冲击着我的大脑，我也慢慢开始变得什么东西都敢吃、什么酒都敢喝。”

此时，几年前种下的“生意经”，在利益交换的蛊惑下不断滋长，一步步融入何德发的政治生活，让他加速滑入违法犯罪的深渊。

“我帮他们赚的远远超过送给我的，只要把握好不帮明显违法乱纪的事，平衡好各方利益，就不会出事。”侥幸心态作祟下，何德发变得目无法纪，甚至向有求于他的商人开口索要钱财。

2011年7月，漳州地方换届选举，何德发摩拳擦掌，认为县长已是囊中之物。但公示过后，何德发并未如愿。堤内损失堤外补，政治上不如意，就希望经济上“补偿”。何德发愈发觉得“这辈子还是在位子上多捞点钱最实在”，工作消极应对，玩物丧志，与长期收藏、研究书画的沈某混在一起，共同研究书画和价格行情。

2011年12月，调任常山华侨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后，何德发仍然把大把时间花在吃喝和研究字画上，工作上当起了“安乐公”，想方设法权力变现。2013年上半年，何德发收受当地某化工有限公司法人20万元，为其应付质监部门检查“出谋划策”，给企业违规经营大开方便之门。

“其实，失衡只是借口，我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有内因使然，也有外因起作用，根本上还是与私心有关。”如愿升任地方党政主官后，何德发并未收手，反而愈演愈烈，“私心贪欲占了上风，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就丧失了，导致关关失守、抱憾终身。”

“中央决心打好脱贫攻坚战，我却大摆‘花架子’”

诏安属于中央苏区县和革命老区，是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截至2019年11月底，该县建档立卡贫困户4965户15946人，占漳州全部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一强。脱贫攻坚无疑是摆在诏安地方党政主官面前的“一号工程”。

2014年5月，何德发升任诏安县长。2016年6月，就任诏安县委书记。“中央决心打好脱贫攻坚战，我却大摆‘花架子’。”本应带头啃硬骨头的何德发大会小会把扶贫挂在嘴上，但雷声大、雨点小，对需要主要领导拍板决策、出面协调的问题很少过问。

2017年8月，诏安县出台扶持青梅、八仙茶、富硒蛋鸡等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和富美乡村建设实施方案，每年涉及拨付资金8000万元。对于靠上级转移支付仅够拨付财政工资的诏安来说，这是一笔巨额投入。

“政策出台后，何德发对资金的来源、筹措、分配就撒手不管了，很少研究过问。”分管扶贫开发的诏安县副县长表示，对落实中遇到的重大瓶颈性问题，何德发多是在会上原则性说一说，也没有组织研究。

“作风漂浮”“抓工作力度不够”“有布置，无跟进”……当地多名干部这样评价。作为一把手，何德发对县情却是一本糊涂账，甚至连一些乡镇有多少干部都说不清。

“扶贫工作是民生大事，民生稳，则社会稳。”然而，何德发台上高喊举全县之力抓扶贫，解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台下却“虚晃一枪”后躲进包间、书房、“藏宝阁”，和商人老板吃喝玩乐、鉴赏古玩。

面对攸关国泰民安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何德发表面拥护、摇旗呐喊，但“只要和自己的私利有了冲突，就两面三刀、自行其是”。中央部署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何德发嘴上喊拥护，私下却“打伞护黑”“大伞护小伞”。

2018年3月，诏安县纪委会同县公安机关联合查办林某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活动。当向他行贿多年的商人陈某带涉黑外围人员请求帮忙时，何德发将案情泄露给行贿人做人情。得知涉黑骨干沈某与陈某有交往后，担忧惹火上身的何德发将涉黑组织人员图谱奉上，并提醒陈某与涉黑骨干断绝联系。同时，又以维护队伍稳定为由，要求公安机关控制范围，暗示县纪委对涉黑“保护伞”“随便查一查，对上面有个交代就好”。

“两面人做派在何德发身上十分典型。他的‘阴阳人生’看似矛盾实则统一，归根结底是以个人利益为取舍标准。”福建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何德发为人处世无利不起早，将公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把大工程、大项目当成肥肉，谁给他的钱多就给谁做。在担任县长、县委书记的短短几年间，就收受他人钱物4500多万元。

“‘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那段时间灵魂出窍，初心也走丢了，理想信念、宗旨意识、责任感统统没有了。”与此印证，在何德发办公室和家里的书架上，几乎找不到政治理论书籍；在完成组织安排的学习任务时，也多是走过场。

“何德发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于一身，透视其蜕变轨迹，理想信念塌方、政治信仰尽失是重要源头。”专案组人员表示，何德发不信马列信“江湖”，尊崇“多个朋友多条路”的江湖规则和功利思想。同时，又不学习思考，导致人生观价值观异化，精神家园杂草丛生，思想防线形同虚设，最终自甘堕落，沦为替商人牟利的“工具”。

“诏安我最大，是我说了算”

翻开何德发忏悔录，有两句话引人注目——“2016年6月，我任县委书记的目标实现后，便彻底疯狂了，老板们也疯狂了！”“我80%的违法犯罪行为发生在这个阶段。”

“诏安我最大，是我说了算”，这是何德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从干部人事的任免，到财政资金的使用、重大项目的拍板，县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只要县委书记想管，我都可以管得到。”

诏安县城的明诏大酒店，前身本属于省烟草公司。商人沈某某拍下酒店的24亩用地后，在何德发“支持帮助”下，不但顺利延长了20年使用期，还违规操作，将这块地先分割成四块，再分割成60块去办产权证，并成功申请到工程规划许可证，在沿街一边盖起60栋住宅楼出售。

2017年，商人吴某某看中了诏安县桥东镇的一块土地，多次向何德发送钱送物，表示想建成物流园供自己的物流公司使用。负责土地规划的县住建局开始并不同意，认为物流园进入县工业园区更符合整体规划要求。

但何德发亲自给住建局负责人打电话，要求在桥东镇规划物流园，“支持一下吴老板”。住建局只好出具土地规划意见，经国土部门拍卖，吴某某“合法”拿到了这块土地。

采访中发现，虽然诏安县很多“三重一大”项目表面上按制度、程序决策运转了，但何德发作为一把手，可以提前或私下打好招呼，甚至绕过分管县委常委向下级部门提要求，将项目输送给特定关系人。

一把手腐败带坏一方政治生态。何德发被查后，诏安县委常委、副县长孙洪强，诏安县教育局局长林建平等一批干部落马被查，诏安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沈一彬主动投案……

“县（区）一把手掌握着工程建设、土地出让、房产开发、选人用人等最终拍板权，权力过于集中。同时监督困难，县（区）自成体系，上级离得远较难发现，同级监督偏软偏弱。”专案组同志介绍，何德发还善于伪装表演，因此近几年的信访举报量并不多。

“这就要求我们改变离开问题线索就不会监督的状况，精准监督、创新监督，抓实抓细监督工作。”福建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说，一方面，要强化对下级党组织的监督，协助和推动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认真抓好日常教育监督管理，完善权力运行机制，严把选人用人关。另一方面，要做实做细监督第一职责，通过深入干部群众发现问题，重视运用谈心谈话等方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贯穿始终，对一把手和当地政治生态进行精准画像，及早发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防微杜渐，维护一方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案后警示教育和整改目前正全面深入推进。福建省委向全省发出何德发严重违纪违法案件通报，省纪委监委拍摄何德发案警示片，组织全省党员领导干部观看，以警示强化震慑，以案例警醒更多人。

与此同时，福建省纪委向漳州市委发出多份纪律检查建议书，督促进一步建章立制、提高制度执行力，着力解决工程建设领域、干部队伍管理等突出问题。漳州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提出18项整改措施，查处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片。